五月二十五日凌晨，九战区的三个军突然越过长阳，以十余辆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直扑长阳西北日军的警戒部队，有的日军即刻被消灭，有的日军则被包围了起来。
    早上六点三十五分，九战区切断了宜昌南岸通往恩施的公路，并于七点整控制了南岸渡口。
    西线，六战区两百余门大炮和数百门迫击炮在六点整同时向日军西进集团开始了猛烈炮击，二十分钟后，两翼三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和四十一集团军的四个师、正面十六军和四十一集团军的一个师以及装甲部队，同时向沿公路部署长达二十余公里的日军发起了进攻。
    四航司的三十余架次轰炸机和四十余架战斗机，则在凌晨五点五十分，对宜昌一带日军的两个机场进行了袭击，将日航空兵的六十余架飞机一举全部摧毁在地面。
    由于日军在机场周边布置了大量的防空火力，四航司也损失了四架轰炸机和三架战斗机。
    六点三十分，中央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以及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战斗机到达西线战场上空，配合地面部队向日军进行了持续攻击。
    上午八点三十分左右四航司的二十余架战斗机和美国陆军航空兵的二十余架p-51，在宜昌东面的枝江上空堵截住了由武汉方向飞来的日军机群，近百架飞机在空中搅做一团，场面十分的壮观。
    上午九点，宜昌日军出动了数千兵力，试图渡过长江增援南岸。九战区即以部署在南岸纵深的一个105mm榴弹炮团对北岸码头进行了覆盖射击，重创了日军装备渡河的部队。
    江北日军见75mm火炮对中国的105榴弹炮群构不成威胁，便调来了一个120mm炮兵联队，对中国军队炮群进行压制。
    中国炮兵在损失了几门火炮之后随即招来了空军的轰炸机和攻击机。
    这次四航司不需保留实力了，八架中型轰炸机丢下了十余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之后，十二架挂着炸弹和火箭弹的攻击机又从低空对日军120mm重炮阵地展开了密集攻击。
    两轮打击，日军的二十四门大口径火炮被摧毁二十一门，这个重炮联队算是基本完蛋了。
    接着，四航司和美国航空兵的十二架b-17，又对日军向渡口增援而来的舰队进行了轰炸，三百颗三百公斤级的重磅炸弹铺天盖地的丢下来，日军的近二十艘舰船非沉即伤，余下的几艘赶紧靠到了岸边，舰上人员全部弃舰而逃。
    而谢昌云在完成了整个战役的策划之后，这时又没有具体的事情可做了，只需在处理其他公务之间穿插着了解一下战场情况，甚至还抽时间去了一趟幼稚园，看了看胖妞是不是在调皮捣乱。
    晚上点三十分，何欣怡在广播电台播报了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向日军发动全面反攻、并取得了重大进展的联合战报。
    之前日军对石牌要塞和恩施的进攻，在重庆等西南后方引起了不小的惶恐，有些人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向西北迁移。
    何欣怡播出的战报历来准确及时，真实性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而且被誉为“胜利之音”，所以今天的战报一经发布，便立刻稳定了后方的人心，人们议论的中心不再是国军能否抵挡得住日军的进攻，而是转到了这次能消灭多少敌人上来。
    连蒋介石都承认，即使他出面讲话，也不一定能达到何欣怡一篇简短战报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不过何欣怡现在只能坐在广播电台播音，听众即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听不到她在前线的战地报道，这也让何其轩夫妇安心了许多。
    “其轩，欣怡要是明年再怀上一个就好了！”听完了广播之后，张相茵说出了一个奇思妙想。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何其轩随即就表示赞同。
    何家现在财大气粗，就是养十几个外孙和外孙女也不会感觉有丝毫的困难。何其轩夫妇不由幢想起一群外孙（女）草地玩耍、膝前围绕的情景。
    在鄂西的地面战场，东线九战区在切断日军后路之后，以两个师兵力用于控制江南岸渡口和围歼日军的后卫部队，以一个师作为预备队，另以六个师沿公路由东向西发起了进攻，由于日军在这个方向配置的兵力不多，所以一天之内便向前推进了三十余公里，到了晚上七点，五十四军便与由西面赶过来试图打通退路的日军一个旅团遭遇上了。
    双方一开始都采取了进攻阵势在暮色中激战了一阵，在都付出了不小的伤亡后便暂停了下来。
    “你们不必心急。”廖广泽在电话里向五十四军交代道：“江南日军现在不可能在获得任何增援，突围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这样我们正好可以以逸待劳，并且通过防御来大量杀伤和消耗日军。你们今晚转入防御，抓紧构筑工事，准备拿出两天的时间开战阵地防御作战，等日军打疲惫了我们再进攻。”
    五十四军不比十二集团军，在步兵装甲协调和步炮、地空协调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进攻力度远不似十二集团军那么犀利，所以廖广泽这种安排的意图主要是利用时间上的宽裕来减少部队的伤亡。
    西线六战区战场的陈诚也是同样一种考虑。因此各部队在抢夺了部分高地之后并没有急于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而是以大部兵力对付日军的反击，以一部兵力在优势炮火、空军战机和四十一集团军装甲部队的配合下，集中力量逐一的来攻克日军所占据的几处地势最高的制高点。
    在没有了空中支援的情况下，日军所能依赖的就是他的炮兵。日军的炮兵动作快、射击准确，是以往对付中国军队的最大杀器，所以这次也成了四航司和中央空军的重点打击目标。
    三十四集团军和十六军的动作要慢一些，但四十一集团军与四战区部队的装备一般无二，阵地电台都能够配到连一级，而且还多次进行过地空协调的演练。所以只要日军炮兵一开炮，便立刻会有地面观察员将日军炮兵的坐标位置报给在空中巡弋的四航司战机，不一会儿就会有至少几架的轰炸机或攻击机如约而至，对敌炮兵阵地发起空中打击，有时地面炮火也会加入战斗。
    一天战斗下来，日军的火炮被至少受到了二十多次攻击，所损失的火炮和人员超过半数，因此再也不敢集中使用了。
    以前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一是恐惧其飞机，二是恐惧其火炮，这两个威胁被消除之后，弹药充足、装备不弱于日、而且又地利人数占优军的国军官兵们便再没有了顾虑，不论攻防都打得有声有色。
    在西进集团突然陷入了中国军队的重围之后，日军华中方面军才如梦初醒，明白自己又中了中国人的奸计，因此叫苦不迭。
    但目前华中方面军在鄂西地区除了陷入包围的两个师团和两个旅团之外，只有在宜昌和荆门还有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宜昌的这个师团最多只能抽出一个旅团的兵力过江增援，这还要看能不能过得去。而荆门的那个旅团面对的是中国第五战区两个军的威胁，一步都不敢挪动。
    再距鄂西稍近一些的就是钟祥的一个师团和沔阳的一个旅团，不过在失去了制空权的情况下，部队只能利用晚上开进，要想到达鄂西至少也需要六到七天的时间，并且到达之后仍然面临一个过江的难题。
    而布置在孝感和武汉的两个机动师团距离更远，无论如何是来不及调动了。
    但是不增援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日军华中方面军还是下令钟祥和沔阳的部队立刻出动向宜昌进发。
    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打算是尽可能将江南的部队救出，如果实现不了这一目标，增援部队或与宜昌和荆门的部队合兵一处固守这两个地方，或接应宜昌的那个师团退守荆门或荆州。
    现在，日军已经意识到下一步将要面临宜昌是弃是保的选择了。
    在华中中国军队全线反击的第二天，绥察北集群也成功的将日军华北蒙疆驻屯军的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以及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包围在了锡林格勒中部地区。
    不过由于锡林郭勒草原地域辽阔，有没有必经的咽喉要道，这种包围只能说是松散型的，而且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在飞机数量上也占有绝对优势，所以李一权等审时度势的将作战目标定在了尽可能的给予日军以重创、并逼使日军放弃察哈尔中北部上，而不是要全歼这些日军。
    对于华北作战，由于有李一权、何国柱和叶挺三人坐镇指挥，另外傅作义部虽然打现代化战争不行，但传统的草原骑兵作战还是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谢昌云也基本不太插手了。
    这时已不像抗战之初，谢昌云现在麾下具有现代化作战意识和经验的战将如云，因此不必在战斗的细节方面事必躬亲了。
    谢昌云现在在考虑什么呢？当然是诸如绥察怎么巩固、宜昌何时拿下、如何将日军逼入缅甸？这些战役发展以及战略方面的问题。
    还有，就是自己全权指挥四战区以外的部队已经一年了，对这些部队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加强还是要有所控制、或是加强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些部队将来能否会与自己保持一心？也都是现在就应该做出决定的问题。
    为此，谢昌云又找来了自己的智囊邓汉祥和方鸿进。
    听完谢昌云的想法之后，邓汉祥道：“我所经历了北洋和四川地方势力以及抗战阶段，前后二十余年，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刘湘，这些人都显赫一时、权掌一方、手下兵马几十万，但最终来还是亲离众叛、大厦倾覆。究其原因，部下经不住更大利益的诱惑而另择高枝最为主要，真正死心塌地追随着实难罕见。国民党将领或许还有些本党主义观念，但这也不是牢不可破。昌云你目前所推行一切，与孙中山先生主张并无二辙，而且孙先生夙愿经你手多有实现，虽无法统延续，但为孙先生遗志最坚定贯彻者的实事已无可辩驳。只要你坚持主张不变，军事上经济上继续强势，是没有人愿意与你对立的，即便将来必须做出选择，这里面大多数人也不会对你不利，所以有些事你尽可放手去做。”
    邓汉祥说完，方鸿进便接着道：“目前我们牢固控制着广东、江西、广西、福建四省，新疆和绥察也基本掌握，此外还有四川一部、湖南一部、陕西一部、山东一部，并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而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三马皆是首鼠两端，再加上共产党控制的地方，老蒋所能实际掌握的就所剩不多了。即使将来江浙和湖北归了老蒋，但我们取得湖南、山东全部以及安徽与河南一部易如反掌。只要此布局能够落定，再辅以我们强大的军力和经济，何去何从众人心里自当有数。昌云你只需把‘德’、‘恩’、‘威’三点做好就足矣了！”
    邓汉祥道：“或许可以做的更稳妥一些，对其他军队壮其皮肉、弱其筋骨，使之较我核心部队始终具有一定差距，其服帖之心便能够始终存在。”
    方鸿进道：“与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私人交好也是一个手段。周恩来与包括老将在内的黄埔将领，叶剑英与我广东诸将，政治方面走向殊途，但个人情谊却没有淡漠。说起来，共产党利用这些可是占了不少好处。”
    邓汉祥笑道：“方总参议这话要从两方面看呢！昌云这个人心不够狠，万一情况异常，对熟悉的人下不了手。”
    谢昌云也跟着笑了道：“也是。在红军的时候我曾经带着一个营端过吴奇伟的司令部，要不是他跑得快，当时说不定就一枪要了他的命。可如果以后吴奇伟和我对立，就是站在我面前我恐怕也不会轻易对他开枪。薛岳也是一样，当时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追了上万里，干掉他的心事绝对有的，可现在呢？很多情况下说是推心置腹、密切交往也不为过。感情这个东西没法说，有利有弊。不过两口子要除外。”
    方鸿进大笑道：“昌云，你不必解释，你刚才关于感情有利弊的话，我们不会去告诉欣怡的。”
    方鸿进是第一批接待谢昌云的广东官员，又是廖光恩的儿女亲家，还见证了谢昌云与何欣怡关系的发展过程，现在随丈夫住在美国的女儿前几年与何欣怡差不多是无话不谈，因此与谢昌云开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算不了什么，但作为客卿身份被请来的邓汉祥就不便说这样的话了。
    不过邓汉祥还是补充了一句道：“心善也可以有两解，益处方面可以算是以德服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