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这是东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十不管》，表现了东京百姓对朝廷的失望。
    而这失望，主要是冲目前的宰执徐处仁和吴敏。
    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社会声望很高。
    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徐处仁比较老成，性格刚廉，又富有政治经验，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的赵桓，肯定能有所作为。
    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到八月初，正好五个月。
    这五个月，正是宋国多事之时，也正是宋国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
    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决断。
    可是，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弄得徐处仁有些头晕。
    徐处仁虽然有从政的经验，但他却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他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要么不及时，要么出现重大的失误。
    比如，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种师道建议集中诸道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守住黄河防线，但徐处仁不予采纳，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
    其政治眼光之短浅，政治洞察力之暗弱，由此可见一斑。
    徐处仁出任宰相，是吴敏向赵桓推荐的。
    吴敏觉得他自己年轻，资历较浅，担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灾多难的局面，于是广招贤能，大造声势。
    徐处仁初到朝廷时，与吴敏、李纲政见比较一致，大家合作还算顺利。
    但后来徐处仁和吴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吴敏年轻气盛，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请他做出批示时，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只是说：“依旧例可也。”
    徐处仁很看不惯，吴敏无能又喜欢揽权，加上吴敏从之前的主战变成主和，被徐处仁视为叛徒，因此，两人开始明争暗斗。
    慢慢的，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每次开会议事，二人都互相诋訾，互相拆台。
    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其中有他自己的亲戚。
    徐处仁审查名单时，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
    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即都堂），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
    可二人交谈了没几句，就激烈争论起来。
    当时，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
    一怒之下，徐处仁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正中吴敏面额，以至于吴敏唇鼻皆黑。
    这件事很快便传遍朝廷内外，影响很坏。
    唐恪、耿南仲、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
    因此，他们立即抓住这件事不放，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
    李回上奏说：
    “太宰徐处仁，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自金人退师，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提拔为太宰。然而，其器局凡陋，不识大体，智识滞暗，不通时变，完全不能领导百官。少宰吴敏，其实是蔡京死党。其在相位，悉效蔡京，意在专权固宠。徐处仁与吴敏不和，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现今，金人猖獗，重兵压境，河东之役师老粮匮，天下之忧日甚一日。徐处仁与吴敏，误国负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亟罢二奸，别图任用。”
    徐处仁和吴敏主政的这几个月，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宋国朝廷本应抓住时机，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
    然而，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重视不够，措置无方，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春秋》课程，又说王安石《三经新义》都是邪说，等等，皆非当时之先务。
    另外，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
    作为宰相，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至少，以他们之才，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
    很快，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耿南仲、聂山等人掌权了——唐恪升为少宰，因为没有太宰（在金营里当人质的张邦昌是挂名的太宰），唐恪就属于是宰相。聂山同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
    新任宰相唐恪，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历任县尉、知府、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
    他是从基层干起，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
    宣和元年五月，东京城遭暴水淹没，情况十分危急，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
    有人建议决南堤，以纾解宫城之水患。
    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他说：“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
    唐恪不顾个人安危，乘坐小舟，现场勘察暴水实情，以求因势利导。
    最后决金堤，将暴水注之黄河。
    不到半月，京城水退，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
    此次治水，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
    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唐恪在杭州任知州。
    李邦彦举荐他回京，任同知枢密院事，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
    他回京后，赵桓决定重用，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致力于揭批“六贼”，希望改革时弊，拨乱反正。
    唐恪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赵桓说：“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今日边事甚急，应先讨论边事。言者不顾大体，纠缠于从前之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蔡京、蔡攸、王黼、童贯之徒，既已贬斥在外，姑且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告知道君，请下一诏书，与天下共弃之，其谁曰不可？”
    可以说，唐恪这时看得还是很准确的。
    赵桓也觉得唐恪很有见识，于是，在免去徐处仁、吴敏宰相后，拜唐恪为少宰。
    赵桓对唐恪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挽救时局。
    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班子其他成员为：何栗任中书侍郎、耿南仲为尚书左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李纲知枢密院事（仅挂名而已）、聂昌（赵桓给聂山改的名）同知枢密院事。
    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对此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仍然争论不休。
    聂昌刚上任时反对割地议和，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赵桓于是命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并可便宜行事。然而时间不长，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于是改变看法，转而赞同议和。
    深得赵桓信任的耿南仲，自始至终力主议和。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以三镇赋税来赎三镇土地，以换取两国和平。如果金人不同意，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在他看来，战则必亡。
    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则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他说：“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其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
    唐恪审时度势之后，最终也选择了议和。
    而赵桓则还是老样子，战和不定，一会战，一会和。
    在这个危急时刻，宋国上下竟然还无法形成统一，如此一来，搞得整个宋国更加乱七八糟。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算有心做事，也难以做事。
    就以李纲为例。
    李纲被吴敏等人排挤出朝廷之后，本欲练支精兵与金军决战。
    可朝廷隔过李纲直接指挥各军将领让他们出战，然后战败，令李纲心灰意冷！
    李纲消极地滞留在怀州，按兵不动，每天与幕僚邹柄、张牧高谈阔论。
    诸将若要向李纲汇报事情，需先请示邹柄和张牧。
    将士们因此对李纲颇有怨言。
    后来，吴敏被罢免，朝廷中的人都说，吴敏是蔡氏党羽，是蔡攸安插在朝廷的心腹。
    这让李纲无法接受。
    李纲认为，这一定是唐恪、耿南仲、聂昌这帮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蒙骗了赵桓。
    同时，李纲也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他觉得不久之后，自己也很可能步吴敏的后尘。
    因此，早已经意兴阑珊了的李纲，去意已定。
    李纲在朝廷时，就不仅与唐恪、耿南仲、聂昌等宰执大臣道不相同，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格格不入。
    所以，与其被勒令罢官，还不如自己主动辞官。
    然而，对于李纲的请辞，赵桓皆不批。
    李纲并不死心，他连续上奏，反复诉说自己才力不能胜任，还说自己最近得了一种昏愦之病，若不罢职，肯定会耽误国事。
    李纲在奏章中还特别提及赵桓的榻前之语。
    当初，李纲本不想当河东宣抚使领兵去救援太原，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知兵，胜任不了这个职务。
    可赵桓非让李纲当，非让李纲去，而当时从主战派倒向主和派的吴敏也想将主战的李纲踢出朝廷。
    所以，李纲在不情愿之下，接受了河东宣抚使之职。
    不过临离京之前，李纲和赵桓有个约定。
    赵桓为让李纲出任河东宣抚使，领兵前去解围太原，曾将李纲招至榻前，向李纲承诺：“卿替朕巡视完边防，就可回朝。”
    李纲则请求说：“万一朝廷决议不坚定，则臣应请求去职，陛下应明察臣之忠心，以保持君臣之情义。”
    现在，朝廷对金国外交方针已由抗战又转变为议和。
    当初李纲所担心的“决议不坚定”之情况，已经出现。
    赵桓理亏，只好答应李纲的请求，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身份巡边，前去怀阳，与李纲交割宣抚司职事，同时，命李纲回京赴阙，并让他沿黄河岸边巡视防守之准备情况。
    李纲接到诏令后便离开怀阳，启程回京。
    可李纲刚走到封邱（后世河南封丘），忽然得到尚书省劄子，说皇上有旨，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令他不必回京，可直接前往扬州赴任。
    赵桓突然改变主意不让李纲回京，是有原因的。
    因为目前的大宋已经乱成一团，而且政令、指责混乱，以至于，太原城都丢了一个来月，赵桓才知道消息。
    赵桓认为，这是李纲救援不利造成的，而且李纲还不及时上报。
    墙倒众人推，加上李纲一系又都倒台，再加上屡战失利，战已经不太现实了，所以，开始有人弹劾主战的李纲。
    中书舍人刘珏说李纲，轻脱寡谋，强执自任，前后败师覆将非一，数有败衄，以致士气益沮丧，金人益嚣张，且耗财疲民，难道可不加黜责以示惩戒乎？
    如果说刘珏说得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那么另一个大臣所奏，则显然是歪曲事实另有图谋。
    那个大臣在奏疏中历数李纲十大罪状，直接掀起了一场揭批李纲的浪潮。
    简单一点说，那人指责李纲，无才，是蔡门党羽，贪功让姚平仲出战，鼓动太学生上书逼宫，担任守御使时滥赏，包庇蔡攸，为蔡京抱打不平，排斥同僚，以蜡书付金使妄结耶律余睹，抗命不去担任宣抚使，救援太原不利。
    那人所说的事，不少都是赵桓所主张的，有些甚至跟李纲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全都扣到李纲头上。
    赵桓对此其实很清楚，可他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知扬州一职，令其前往杭州，以观文殿学士身份提举杭州洞霄宫。
    可宋国的那些大臣们还不满意，继续揭批李纲。
    实话实说，对李纲的这些指责，不少其实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
    可有些情况并不是李纲能左右的。
    无论从战略部署来看，还是从战场指挥来看，宋国目前在军事上都是一片混乱，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现在，宋国的那些大臣们将这种混乱的责任一股脑的全都推到了李纲身上，似有让李纲背下所有黑锅之意。
    赵桓知道李纲冤，可赵桓见弹劾李纲的人太多，加上李纲的确救援太原不利，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的一切职务，只提举杭州洞霄宫；邹柄、张牧也一同免职，差往别处。
    然而，宋国的那些大臣们对此仍不满意。
    他们继续揭批李纲，而且又重新网罗了李纲十大罪状，非要给李纲治罪不可，非要将李纲批倒、批臭不可。
    赵桓又一次妥协，下旨责授李纲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到建昌军（今江西南城）。
    李纲不服，上书辨雪，又遭到臣僚们的猛烈攻击。
    赵桓再下旨，将李纲安置到更远一点的宁江军(今重庆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