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淮南报捷使者抵达都下的时候，整个建康城早已经沉浸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海洋中，无论公卿、亦或寒庶，俱都欢庆颖口大捷。
    建康城得知颖口大捷的消息要早得多，几乎在颖口战事刚刚有了一个初步结果，消息便已经沿着涂水飞流直下传入都中，实在是因为民众们对于淮南战事的进展如何关注度实在太高。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作为淮南战事的主持者，沈哲子本身在都内便盛誉加身，所受关注度极高。而且淮南首当京畿正上，战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江表建康的安危。
    而且，时下南北各家多有资货投入于彼，也不乏族人子弟直接加入淮南军在淮上作战。战争结果如何，不只关系到社稷危亡、国运兴衰，更与家业休戚相关。所以自然有大量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淮南的战事，一旦有了什么变数，即刻飞报回都中。
    而沈哲子也的确不负时人的关注和期待，从羯奴大军尚未正式南来，淮南便是捷报频传，包括偷袭城父得手的那一场大胜，都是大大振奋了江东人心。
    台中对于沈哲子虽然不乏忿念，但是对于淮南军的诸多战果，也都乐得大肆宣传。
    羯奴穷尽国中甲士兴兵南来，对于江东时局、人心所造成的压力可谓极大。除了这些心理上的压迫之外，由于江北各镇俱要大肆储用以备军需，因而也令得江东物价飙涨，直接影响到了民众们的生活。
    这其中尤以淮南为甚，明目张胆、变本加厉的汲取江东财货资用，而南北人家也乐受其蛊惑，主动将大量资财往江北输送，这更加剧了江东民用之匮。情况最为恶劣的建康，物价已经飙升到了斗米七百余钱！
    苏峻作乱之后，沈哲子负责京畿赈灾，大量难民游食俱都入籍，同时又打击了相当一批丹阳豪宗，兼之抑制南北人家荫庇纳丁，所以建康民户丁口数量一时间攀至极盛。
    而且又因为过往数年建康城浓厚的商贸氛围，令得整个京畿周遭生产职能的发展都跟不上人口的暴增，大量民需物用都要仰于外补，所以受到战争的影响便就更大。在内外平定无事时，这样的情况尚可维持。
    可是随着大战开始，建康民生状况便变得岌岌可危，生民衣食用度俱有匮乏，一旦在江北再传来大败亏输的消息，民心必将更加动荡，局面也有崩溃之危。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台省诸公们这些日子也是过得提心吊胆，夙夜难眠。心中虽然焦虑，但也只能是干着急，实际上却做不了什么。他们也不能凭空变出钱粮来平抑物价，往年尚可从道义上去指摘那些囤积牟利的豪宗，可是现在钱粮都是明明白白有了去向。
    当然也有台辅建策索性直接台令强行压制物价，但这谋议一出口，几乎就遭到了众口一词的否定。
    首先，物用紧缺乃是一个事实，而非奸商虚造的假象，如果强行规定物价，那么最有可能的局面就是建康市面上将会一粒米都不再有，原本尚可维持的局面将会即刻崩溃！而且这个时节尚能拿出米粮售卖的，可想而知绝非寻常，很难用强去逼迫他们。如果闹得太僵，那是自乱阵脚。
    其次，除了一纸虚令以外，台中也根本没有别的有效手段去控制市场局面。当然，手段还是有的，只是他们难以插手干涉，那就是少府所属鼎仓。
    之所以建康城内眼下民生尚未崩溃，虽然物资供应紧缺，但是市面上仍然没有断粮，这也是得益于鼎仓的调控把持。眼下几乎所有入都的资用，几乎都是通过鼎仓的渠道。通过对货源、渠道、市场的多项把持，鼎仓职能之扩大，在如今都下内事上，几乎超过了台内所有官署！
    身为少府官长的沈恪，如今在台内甚至已经有一个“卿首”的戏称。从礼法而言，少府卿当然算不上九卿之首。但从当下对时局的影响而言，沈恪有什么头疼脑热，对时局的影响甚至要比王丞相重病不起还要大得多。
    而沈恪的事权激增，看似骤然，但是细思之下其实也是有迹可循。首先便是世风的渐变，江东游贾商贸之风大炽，影响时人渐渐不再热衷于囤积广储，而是商贸谋利。
    鼎仓立足于建康这个庞大市场，伴随着商路的扩展也是将影响力深入到江东各个角落。在寻常的年景，鼎仓只是充当一个为交易保驾护航，给商户提供便捷的仓储中转媒介。可是随着战事开始，市场需求大增，而掌握资货的民家却很难再将物资直接投放市场，作为连接这二者的鼎仓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市场需要通过鼎仓才能获得供应，而商户需要通过鼎仓才能抵达市场。鼎仓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当然拥有类似职能的还有吴中商盟，但商盟本身就兼具地域性和政治属性，眼下更是成了淮南军用主要提供者，因而其对市场的影响便不如鼎仓。
    台中不是没有动念收回鼎仓，但鼎仓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集合体，众家之利归于一署，而后利益该要怎么分配，迟迟难有定论。而且都内鼎仓虽然是一个实体，但其真正意义所在还是那蛛网密织的渠道，台中要如何完全接收入手，其难度之大不逊于将诸多地方郡国的事权收归中枢，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甚至就连都内这个实体，台中都很难接收入手，因为沈充来了！沈充虽然不在建康，但是两万多东扬军坐镇京府，真要冲进建康来，也根本难以阻挡。
    至于台中为什么松口让沈充前往京府坐镇，说起来又是一笔血泪账。年前台资直接被扣在余杭拖延入都，台臣们俸给甚至都无以为继。及后虽然表态东扬撤州，动作却拖拖拉拉，仍然是生在东南的一个毒瘤。
    随着今年战事转为严峻，台臣们也担心此人留在会稽会再故技重施给其子筹措资用，那样一来，许多江东少有置业进项、全仰俸给的清贫台臣们怕是要一年到头、举家餐风饮露。所以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让沈充赶紧离开会稽，让台资能够顺利抵都，至于离开的方式，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有了这些底层台臣的呼声，加之不乏吴人煽风点火，台辅纵然还有迟疑，也实在不好罔顾众愿，加之眼下除了沈充以外，也实在没有太好的人选可供选择。
    于是局面就一步步演变到了眼下这个情况，沈充离开会稽镇所赶赴京府，而江夏公卫崇担负着台辅众望南下入郡。卫崇在会稽到底做了什么，好处暂时台中还没有感受到。但是沈充北上的害处，却是已经摆在了眼前。
    这些变化，本来都是能够对时局造成深刻影响，会引起大量时人尤其是青徐人家反弹的变数。结果因为奴兵压境，即便是有许多忿声激言，也根本难以引起共鸣。
    钱粮不在手里，用强又无兵可用，原本还可以发动舆论攻势以炒热吴人奋进对时局造成的危害，结果却因为沈维周抵挡在最前线，非但不能诋毁其人，还要大肆渲染战功以稳定时局人心。台中那些执政诸公们心情之纠结，可想而知。
    当然类似的困境，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羯奴大势汹汹而来，其兵威之盛，乃是中兴以来所未有，淮南战事极有可能会出现相当恶劣的局面。这并不是台辅们为了打击政敌而幸求于敌人的歹念之想，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如今时局中任是谁都看得清楚，沈家是将家运都寄于淮南一战，与之相同际遇的还有庾氏等许多侨姓门户，以及自来便与沈氏同为进退的大量吴人。所以淮南战事一旦出现不利情况，为了自家家业而计，也为了保全众多盟友的利益，沈充不可能坐视不理，极有可能要北上驰援救助儿子。
    台辅们之所以松口同意沈充入镇京府，除了顺应众多台臣呼声之外，也是为了给后续沈充北上以提供方便。一方面当然是以国务为计，另一方面也是在等待一个重新整顿江东时局秩序的机会。沈氏父子俱都被牵制在北，江东虽然还有残留布置，但要收拾起来难度自然要小得多。
    至不济，也能大大扭转如今中枢内外俱失，只能沦为摇旗呐喊的窘迫处境。
    虽然设想不乏周全，但世事却难尽如人意。此前沈哲子在淮北多积小胜，台辅们虽然也帮忙在都下大肆宣扬，但纯粹是为了稳定人心，其实心里是有些不以为然，乃至于不乏忧虑或窃喜。淮南军新成军镇，但表现却是如此活跃，来日极有可能会吸引奴军主攻。
    当城父之胜传来时，京畿民众已是沸腾一次，但台辅们对此却不乏深忧，因于公心，并不觉得淮南军能够阻挡羯奴大军的强攻。果然及后不久，奴军主力确定主攻方向，石虎亲自统帅大军兵压淮南。忧虑之余，一些私心重的台辅已经开始设想沈充离镇北上后，该要怎么调整时局瓜分事权了。
    当然在谋划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乏大义凛然，孺子不可重信，稳守固防尚忧不能，居然还敢主动撩拨以弱迎强。败退之局已定，江东正需要真正稳重贤能之士来主持局面！
    摩拳擦掌正热之际，颖口大捷传来，满腔公义拳拳之想俱付流水，一时间也真是不知该喜还是该忧，诸多纠结只能凝结为一句话：“石季龙，诳世诈名之奴婢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