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氏都南别业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盛大的集会，如今尚在畿内的吴人乡宗族人，几乎尽数都列于席上。
    沈充坐在主席上，看起来虽然是谈笑晏然，但眉宇之间却一直盘桓着几丝挥之不去的忧虑。
    类似的宴会，从新年过后便几乎没有间断。倒不是因为沈充的豪爽好客，而是他不得不如此，去年年末畿外的劫杀事件虽然处理的还算不错，后续也的确没有再发生类似惨事。
    但这件事还是在吴中乡人们心里留下了极为浓厚的阴影，以往对于这些吴人乡众而言，只需要安心治业赚钱就好，可是现在却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了威胁。
    虽然沈充一直都在表态一定不会放弃对这些乡众们的保护，但是关乎切身安危，谁人又能淡然。所以这段时间里，他们也是频频前来拜访，一则求一安慰，二则也是确定沈充仍然留在都南，的确没有抛弃他们。
    面对乡人们这些诉求，沈充自然也不能视而不见，除了频频露面安抚众情之外，还要帮助他们组织一些部曲武装，以保护他们在近畿周边的各种产业。然而这样一来，毫无疑问会更加摊薄沈充眼下手中的力量。
    所以眼下的沈充也的确是乡情所扰，颇感愁困。但这也是他必须要承担的义务，他可以无视君王朝纲威严，但却不能不理乡众们的恳请诉求。
    宴席进行过半，任球匆匆行入，伏于沈充耳畔稍作低语，而后沈充便面露喜色，自席中站起身来，向众人稍作告罪，而后便匆匆行入后室中。
    室内除了钱凤之外，尚有一人端坐，正是淮南战将田景。田景面上不乏风霜之色，眼见沈充行入，便连忙起身下拜道：“仆下奉大都督之命，身率五百甲士散入畿内护卫司空。”
    沈充上前一步，将田景扶起送入席内，笑语说道：“有劳长明了，不知徐镇目下境况如何？”
    “徐方五府已立，且募众业已过半。日前大都督已经离开广陵，北进淮上检阅新成之师，授甲成编。目下广陵暂由徐茂将军领任……”
    田景闻言后便将徐州方面的情况稍作交代，都下虽然是暗潮涌动，但却并没有波及到徐州，徐州一系列的改制俱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尤其是最重要的军权问题，更是顺利的再次集中起来。
    沈充听到这里，脸上笑容更加浓厚，虽然他眼下状况算不上好，但只要江北局势能够保持平稳，他便无所畏惧。
    交代完徐州的局势后，田景才又说道：“江东近来种种，大都督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转告司空，诸事以趋安避祸为首，不必临于焦灼困局。必要时，不妨稍撤畿外。江北于此也早作备案，此前萧元东将军奉命集练新军，二月中可抵梁郡。最晚三月初，大都督将自率徐方五府军士集于广陵，随时下江！”
    钱凤听到这里，也忍不住感慨道：“去年冬日，大都督才得入主徐镇，及后诸多改创，能够在几月之内便集众可用，实在是令人叹服！”
    沈充闻言后，自然也是不乏自豪。他这个儿子，就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但是，无论江北局势再怎么好，短期内却也无济于江东局面。譬如眼下，沈哲子在江北明明执掌十数万精兵强众，也明白江东局势紧迫，但也只能派遣五百精卒过江为援。很明显是在短期之内抽不出足够的力量插手江东事务，派出这五百人也只是确保在危急时刻能够保护老爹退出建康。
    当然，更多的兵力也不是派不出。虽然大军调集出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单单在广陵之地，随着徐茂率众南来，两三千人是能抽调出来的。
    但这没有意义，沈家如今的政治诉求集中在沈哲子一人身上，他如果不能抽身过江，仅仅只是派出兵众的话，也只会令局面更加混乱。而且这么多兵力过江，难以掩人耳目，极容易让人误解这是他打算正式以兵势威凌中枢的标志，会引发各方过激反应，即刻进行反扑。
    所以五百精兵是既能够在危急时刻发挥作用，又不会令各方自危的一个数字。
    沈充听到这里，便沉默了下来。而钱凤则在一边说道：“大都督建言暂退，这也的确是一个上佳选择。眼下大势在我，实在不必与台内争于一时长短，旬日之后得于从容，届时再来收拾残局，便再也无人能挡。”
    另一侧任球也劝告道：“王螭虎归家后，琅琊乡情更加肃然，内外消息已是难通，可见王太傅必然已是垂危，奸徒谋发在即。目下我方于畿内已是虚弱难当，司空若再留此，极容易为各方抢执，届时大都督反而不能从容运筹。”
    “唉，这道理我又何尝不知。我一人去留都是随意，但都南这些乡众又该何处依存？更何况，伧贼因权斗而滥杀我无辜乡众，此仇若是不报，我怎能甘心！”
    沈充长叹一声，半是无奈半是愤慨道。
    庾翼和王允之的思路，他们其实也商谈良久。如今局面就是沈氏与侨人台辅们两方对峙角力，那两人就算是联合起来，力量也完全不足撼动整体的局面。
    他们想要以小博大，必然需要等待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极有可能便是王导的死。王导身为中兴元辅，即便是淡出时局，其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一旦王导去世，必然吊客云集琅琊乡里。届时王允之自可恃于乡众将这些前往吊唁的时流尽皆控制住，如此便获得了一个筹码，让台中不得不与之正面对话。
    虽然此举会将其人置于不义境地，但王氏不义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最重要的是所得收获值不值得付出这种代价。
    台中届时无非两个选择，要么悍然出兵平乱，要么选择与王氏谈判。一旦都内宿卫调动过甚，这就给了庾翼以入都的机会，庾翼如果能够率众入都，中枢局面顷刻就会发生动荡。
    最起码台辅之中，诸葛恢是绝对不会容许台内继续用兵琅琊，否则下一个被踢出局内的必然是他。
    所以王允之看似不理智的行为，其实是变相的将时局中的青徐侨门再次拧合起来，胁迫诸葛恢等人不得不对他施加包庇。
    而王允之只要能够得于喘息，就有机会将此前作乱所丢掉的声望再赢取回来，比如动议挟君迁都，将皇帝把持迁移到京府。这会让他一举成为青徐侨门中的强势代表，甚至有可能由此获得超过诸葛恢的人望。
    当然，这也只能流于口号，因为豫州人是绝不可能答应的。甚至就连庾翼都有可能会怀有类似想法，他大可以将君王裹挟到豫章，届时无论荆州的庾怿与他分歧再怎么大，荆州都不得不被动成为他的保护伞。
    双方各执一端，这就极有可能爆发大火拼。但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要知道在南在北，可是还有沈家这样一个强势的存在冷眼旁观着。所以他们各方无论再怎么闹，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一个妥协，承认目下现状，然后共同威胁沈氏，逼迫沈家做出让步。
    这件事发展到一定阶段，皇帝会成为他们共同的筹码，以此来达成一个限制沈家势力的共识，从而瓜分沈氏让渡出的利益。而除了苑内的皇帝之外，都南这些吴人群体并他们各自家业，甚至包括沈充在内，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们计划中的筹码。
    一人挟君为犯上，所有人一起做呢？那大概应该就是大势所趋了吧？
    王允之的险恶就险恶在，通过一个微小的起点，将时人一个个的勾引裹挟进来，构成一个所有人抱团挟君为恶的局面。通过事态的逐渐发展，他此前的那一点恶迹又算得了什么。
    一旦达成那种局面，沈氏就算是乡资雄厚，强兵在握，那又如何？只要还没有强大到罔顾君王的程度，以自身而取代晋祚大义，就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虽然沈充内心里对于皇统大义也是不甚在意，但也不得不承认，最起码目下为止，尤其在要保全住江北局面的前提下，便不能完全罔顾大义于不顾。虽然沈氏本身也构架起一个相当完整的利益团体，但当中枢所有人媾合于内，众口一辞的情况下，也的确是拥有了一种指鹿为马的能量。
    当然，这一系列的思路，仅仅只是沈充和钱凤等人基于自身阅历与谋略所做出的推演，认为这该是一个比较符合对方利益的路线。至于对方究竟是否所谋更深，又或者没有想到这么长远，沈充他们也是不能确定。
    其实沈充心里又何尝不知暂退于外是一个比较理智的选择，眼下的他，人望不足定势，气力不足平乱，留在都南，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其实很小。
    但是眼下的他又实在不能轻离，这倒与台中意愿如何无甚关系，而是乡情所望啊。虽然年前年后也有相当一部分吴人撤出建康，回归乡土。但吴人在都南经营七八年之久，大量物货产业聚集于此，也不是仓促间能够尽数撤离的。
    此前王允之于畿外掳掠吴人乡众，看似打草惊蛇，实则是将沈充把定于此。沈氏乃是吴人乡望首领，大量吴人北上也是响应沈氏号召，结果见势不妙沈充拍拍屁股走人了，无论未来局势如何，沈氏在道义上必然大亏。
    而且，沈充心里其实也有诸多不忿，此前因为情报失察吃了一个不小的亏，便一直存念要予以报复。
    更何况按照他和钱凤等人的商量，裹挟琅琊乡众为恶是王允之所有阴谋的一个起点，以此才能形成后续一系列势能。
    所以他是存念要直捣腹心，趁着王允之在琅琊郡中发动之际，其人还没有获得新的势能机会，一举攻入琅琊郡中大杀一通，彻底将琅琊王氏整个家门钉死在耻辱柱上，顺便也是为此前枉死的乡众报仇雪恨。
    毕竟别人被欺负了都是回家找父亲诉苦，沈充吃完一个哑巴亏，结果还要为了避祸自退于外，等着儿子抽出身来返回江东收拾这**徒。这种作法，他的自尊心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尽管理智上沈充也明白不必争于一时长短，大势在于他家，可无论在道义上还是私情上，他又接受不了自己临阵脱逃的事实。
    但是，沈充想要进攻琅琊侨郡，也的确是一个极为激进冒险的想法。最起码眼下而言，他的部曲兵力被摊薄严重，而那些吴人乡众们又各顾自家，短时间内很难动员起来。
    如果不能最快的攻下琅琊郡，沈充所面对的敌人将不只是王允之所率领的琅琊乡众，还有历阳而来的庾翼，甚至包括随时都有可能转向的台城宿卫。
    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归根到底还是沈氏太强了，强到时局中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威胁。一旦达成某些条件，很容易就会落入被人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若仅仅只是稍作假退，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明公若是得以从容离都，非止无损于乡声道义，甚至还能化为入喉鲠刺，使其坐卧不安！”
    沉吟良久之后，钱凤才开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