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的“道路”与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顾海良
    我们知道，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创新、体系创新和方法创新三个方面。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常态来看，理论创新和体系创新的关键是方法创新，如果没有方法创新，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核心是“术语的革命”，而“术语的革命”正是以方法创新为前提的。同样，只有方法创新才可能有进一步的体系创新。方法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体系创新又是以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为前提和基础的。
    依此来看，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马克思还没有方法的创新，他甚至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多有质疑，持不赞成的态度。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方法创新，马克思旋即由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者”变成劳动价值论的“赞同者”。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体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第一次转变，1857年8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的写作，奠定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第二次转变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时，马克思在从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变成“创新者”的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体系创新。
    201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严格来讲，应当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这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学术上的正确表达。我们现在读的《资本论》第一卷并不是德文第一版的译本，而是由恩格斯所编辑形成的德文第四版的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在结构上由7篇25章构成，而《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分作6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价值形式历史与逻辑发展四个阶段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还是双重论述，主要内容被当作“附录”来对待，没有列为正文。现在讲《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必须强调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我极为简单地讲这一过程，主要是要说明，《资本论》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上是不断创新的，是与时俱进的。
    以下，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导言》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两条“道路”
    我们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时，还要纪念《导言》出版160周年。《导言》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创新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出现了，同时也要把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分析之中。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范式”，就是方法在理论体系中运用的体现和反映。讲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我选取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道路”的角度来讲。这里讲的“道路”，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是指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的说法。
    马克思在1857年8月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两条道路”的问题：“第一条道路”是从具体现实出发，抽象出问题的概念、范畴；“第二条道路”是从简单的理论范畴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达到最具体、最复杂的范畴，这是一个在思维中以理论体系“再现”的过程。
    《导言》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阐释时，一开始就区分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两条“道路”，并认为只有“第二条道路”即“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道路”，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上升”到具体，绝不是抽象“产生”具体本身的过程，而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过程，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正确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不能按照习惯的说法，讲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本意的。马克思这里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专指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在解读《导言》第三节时，一定要把它看作马克思对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方法的探索，而不是泛泛地讲方法，更不是讲研究方法。
    马克思认为：“第一条道路”是指“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第一条道路”对于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来说，显然“是错误的”。“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第二条道路”是正确的。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只能沿着“第二条道路”，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能形成呢？有的学者认为，既然马克思讲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么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只能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这个问题相关，在讨论到政治经济学起始范畴时，马克思确定的《资本论》的起始范畴是商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应该是类似商品这样的抽象范畴。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始范畴也是商品。在这些问题上，大家争论不休。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思维定式中，即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唯一方法。究竟是不是这样的？马克思经济学道路中的“第二条道路”专指什么？建立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一条道路”是否也有其科学价值？我们能否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新的“道路”？这些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导言》与政治经济学的“两条道路”的问题。马克思的《导言》是为当时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写的。在《导言》写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一开始就把最终的结论在《导言》中预先告诉读者并不十分合适，马克思由此而中断了《导言》的写作。但是，《导言》切实阐释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三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即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结构这三个问题的基本观点。
    对象就是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的关系。马克思对此做出的阐释的创新点是：明确地提出这四个环节是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对四个环节中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做了强调，其他三个环节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反作用。要突出生产在这一经济关系中的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四个环节构成经济关系的“总体”，构成“总体”中的相互关系。卢卡奇依据马克思的“总体”方法，提出过“总体与个体相比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对象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下，才可能有经济科学的产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生产一般”，而是“生产特殊”。只有在既定“总体”内的“生产特殊”中的经济问题，才是真实的经济问题；在既定“总体”之外的经济问题，并不是真实的经济问题，而是马克思当时说的“幻想的、虚假的”经济问题。
    “总体”是先行的，“总体”是既定的，政治经济学总是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前提的。比如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是最一般的理解，但这个最一般的理解，对经济学来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恰恰不是一般而是特殊。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的出发点，在方法论上设定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虚无的经济关系。所以《导言》在讲四个环节的关系时，破除了当时流行于各种经济学中的把四个环节割裂开来的或者将其并列起来的错误观点，确定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是马克思《导言》中确定的方法论的核心要义。这一核心要义在《资本论》中就体现为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构成了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认识。
    马克思为什么认为“第一条道路”从具体实际出发上升到理论范畴是“错误的”呢？马克思提到：“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第一条道路”从实际和具体开始，从现实前提开始，从现实出发得到理论范畴，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导言》所讲的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方法，在这个问题界域内，“第一条道路”就是错误的。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条道路才是错误的。这里并没有否认“第一条道路”在政治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正确意义。
    马克思所讲的“第一条道路”是存在的，存在于什么地方呢？一是存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二是存在于经济思想史过程中，在17世纪中叶刚刚发端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现实具体的问题上升到理论范畴，这些理论范畴为后来的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有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说，从具体问题研究出发到抽象理论结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是有意义的。三是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研究上是有意义的，是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马克思讲过，他最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当下的国情出发，从当前正在发展变化的经济关系现实出发。
    由此来看马克思提出的“第一条道路”，就是混沌的整体尚未有序化，有序化的结果就是经济学范畴的提出，从现实具体出发的这一思维上的反复过程，就是“第一条道路”的意义。然后才有“第二条道路”，对经济范畴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上的“再现”，来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思维中“再现”的具体，这个具体不再是混沌的表象，而是“有序的总体”。我们现在讲的复杂系统、复杂问题，混沌经过思维上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再现”，才能变“混沌”为“有序”的总体，只有这个过程才能把理论体系表达出来。所以“第二条道路”是正确的，尽管“第一条道路”构成了“第二条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但它本身不能成为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否定“第一条道路”，只是限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界域，并不否定“第一条道路”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的意义，也不否定其在政治经济问题研究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