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是小道，虽然不是革命成功的手段，但却不失为一个辅助措施。
    接连两任广州将军被刺杀，复兴会宣布对此负责，并声称会中第一高手陈胜率杀手队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惩奸除恶行动，胆敢阻挠复兴会革命大计的清廷官员将是以后重点打击的对象。
    言出必行，向来是复兴会的特点。就在景澧被刺的当天，广州很多衙门都收到了包装精美的礼盒，上面写着“某某拜上，某某拜上”，谁又会想到这是一颗颗要人性命的炸弹呢？
    水师行台被炸，总督衙门被炸，巡警教练所被炸，警察署被炸……这一轮炸弹袭击的方式因为是首次使用，官府衙门中人全无防备，成功率奇高。打开包装、掀盖、冒烟、爆炸，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出人意料。
    总督衙门被炸、卫兵管带金振邦被炸死；警察署被炸、署长被炸死；巡警教练所被炸、数名官员非死即伤；水师行台门房被炸塌、卫兵死伤多名……
    而就在广州官府陷入恐慌，大小官员惊惶失措，全城风声鹤唳的时候，杀手队已经撤到香港，一半人员前往南洋，随行保护大革命家宋复华的安全；一半人员静观其变，等待命令。
    巧妙的袭击，威力巨大的炸弹，惊人的成功率，以及复兴会杀气腾腾的宣告，立时打乱了广东官府正在筹划准备的剿杀琼州“贼匪”的计划。原定向琼州调动的中路所五个巡防营有三个调至广州城内外，加强警备，保护城内各位官员的安全。
    而李准的四面合击计划也出师不利，西路据点感恩县被革命军袭取，三个巡防营被击败溃散，大批物资为革命军所缴获，网未织成，已经破了洞，鱼却气势更盛。
    再者，复兴会的这波刺杀浪潮，也让李准犯起了嘀咕。炸弹加冷枪，策划周密，行动专业，防不胜防啊！况且，如果真与复兴会结上怨仇，接连不断的刺杀谁吃得消，搞不好就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
    李准心中害怕，便开始注意有关复兴会的消息，研究复兴会的情况。
    “自是而后，我辈将无安枕日矣。”李准只是得出自己的笼统判断，却一语道出了在暗杀这种恐怖行为对满清高官所造成的普遍心态。
    这并不是李准在盲目恐惧，而是他在分析了最近几年刺杀事件后得出的结论。吴樾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王汉刺杀铁良，史坚如谋刺广东巡抚德寿，这固然是比较轰动的事件，但结果却显然不如计划那样成功。勇气可嘉而技艺不熟，鲁莽坏事或临阵失惊，这是李准的结论。
    反观复兴会的几次刺杀，从铁良开始，诚勋、景澧两位广州将军，再加上名声不太大、官位不太高的几个牺牲品，不仅成功率极高，而且是全身而退。从策划到实施，从炸弹到狙击，都显示出了极强的专业素质和狠辣风格。如果再加上革命党人在刺杀中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精神意志，在李准眼中那就简直太可怕了。
    怎么办呢？李准不想成为复兴会必欲除之的目标，前仆后继的刺杀令人胆寒，谁也没有千日防贼的心理承受力。可琼州现属广东，镇压起义是他份内之事。虽然因为要加强广州治安、保护众多官员而使三个巡防营暂时无法增兵琼州，但总得使琼州形势不能再进一步恶化，也总有他出兵作战，结怨复兴会的那一天吧？
    “大人——”卫队长敲门而入，打断了李准在室内徘徊的脚步，卫队长的神态有些犹豫，手中拿着一封信，象是要递给李准，又迟疑不决。
    “什么事？”李准皱起了眉头，将目光移到卫队长手上。
    “门房收到给大人的一封信——”卫队长停顿了一下，嗫嚅着说道：“这信卑职不敢擅阅，但信封里面另有异物……”
    “异物？”李准眉头皱得更紧，疑惑地说道：“信封这么小，若说是炸弹，本官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
    “不是炸弹。”卫队长苦笑了一下，用手捏了捏信中的异物，说道：“卑职觉得应该是一枚子弹。”
    李准悚然动容，复兴会要对自己下手了？等等，这似乎还留有余地，警告、恐吓？如果真是复兴会的投书，且先看过，看复兴会将要如何，再做打算吧！
    思虑已定，李准让卫队长打开信封，果然倒出了一颗子弹。李准轻轻摇了摇头，伸手接过信柬，展开阅读。
    果然是复兴会送来的恐吓信，警告李准不要替满清这个腐败到极点的政权卖命，继续镇压琼州革命军，做遗臭万年的好奴才。否则，复兴会将以炸弹、子弹奉上，绝不留情，不死不休。
    李准脸色变幻，忽惊忽怒。信中不仅措辞严厉，更在后面附有其家眷的详细资料，连他送到美国留学的儿子李国庆也在其列，并且用红线标注醒目。
    底线和原则，这是陈文强一直坚持的信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果你不择手段，那敌人对付你也会无所不用其极。谁没有家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为了不牵连他们，陈文强定下的底线便是不株连，不对其家人下手。
    刺杀虽然是一种非常态的革命方式，是一种恐怖主义，但其行动的目的不在于造成直接受害者，而在于对更多的人施加影响。或是振奋民心，予人一种“一个阶层反对一个阶层”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印象，即转化成为民众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战争；或是通过舆论宣传，使暗杀成为“心理影响的工具”。
    李准当然不知道复兴会刺杀的底线和原则，警告信中没加阐述，也没有说明要对其家人下手。但附着的名单和资料，却给他一种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复兴会已经将他和家人都列为了暗杀的目标，毫无顾忌，狠辣无情。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株连还是很平常的事情，李准对此不表怀疑，也根本不敢寄希望于革命党在仇恨之下会对他的家人网开一面。所以，本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这封警告信可以说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他对自己的安危还能暂时不予考虑的话，那对他家人的切实威胁，就是他所不能忽视，且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
    “大人——”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久久不语，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等李准抬头看他，便试探着说道：“乱党躬行荆聂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虑。”
    李准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虑归可虑，然吾等为朝廷命官，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倘纵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这左右为难，如之奈何？”
    卫队长想了想，委婉地建议道：“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保住产业不受损失，您是否也——”
    李准陷入了沉思，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道：“此事万不可行，陈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占了多半；本官却是责任所在，与乱党岂能勾连？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细思，细思。”
    其实，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毕竟人心隔肚皮，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
    ……………
    同样是刺杀，却又有不同之处。
    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恐吓广东官员，打乱其剿乱计划，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同时，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虽然轰动，虽然勇烈，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
    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自然也事属平常。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革命党人热衷于刺杀体制内改革派官吏，其目的，正在于要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说白了，他们认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坏，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于民、有益于国，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挠，加以反对，以免清廷争得人心，使革命更加艰难。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于是，越是提倡新政、改良的清廷官吏，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
    显然，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如果从长远看，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兴学、练兵、巡警、实业），对国家、民族是有益的。
    甚至于，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放宽言论拑制，成立各省咨议局，各省编练新军，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反对者，而清廷并不自知，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
    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也就相对冷静、理智，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腐败、凶恶的满酋恶吏，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其实，这对陈文强来说，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只要知道满清必亡，也就足够了。
    因为，在改良、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也就会心生不满，成为潜在的破坏者。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同时，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多么方便自如。有宽松的话语权，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优礼相待立宪派，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从经济、政治，再到军事（商团、民团），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来看，与革命党的差不了多少，都是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强大国家。但立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可立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儿，属于国家立宪范畴，是朝廷允许的；而革命党人干了立宪派人士的活儿，却属于乱党，是要杀头的。
    两相比较之下，陈文强自然愿意以立宪派的身份去干革命的工作，干得光明正大，干得没有阻碍，干得风生水起。
    “只须速行立宪，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何内容？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立宪，然遥遥无期，恐革命党为患更烈。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身为立宪派新秀的陈文强开始在报纸上大鸣大放，把君宪“嘴脸”暴露无遗，接下来又有江苏省立宪派头子张謇、湖北省立宪派头子汤化龙、湖南的立宪派头子谭延闿等摇旗呼应，呐喊助威，由此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立宪请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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