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不管是殒身不恤、杀身成仁的吴樾、徐锡麟等人，还是破衣敝屣、奔走革命的陶成章等人，陈文强打心里是敬佩，是尊重的。
    很简单，他做不到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忘我，这样的不顾一切。
    但敬佩和尊重并不代表着崇拜和服从，因此陈文强对北辰是敬而远之，实在是因为北辰过于强势、固执，或者说是专横、不知妥协调和。
    一个人不可能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或乾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也还罢了，一个领袖却会造成一场灾难。
    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团体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团体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团体的愤怒。那这个团体就会在两个极端摇摆，或是一举成功，或是一败涂地。显然，风险却是大于机遇的。
    宋复华则不同，他勤奋好学，理论知识扎实，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也适应和理解妥协调和这样的政治手段。所以，推他作为领袖，把他塑造成职业革命家，比较符合陈文强的思想和习惯。
    没有谁能让陈文强俯首贴耳、绝对服从，不信权威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头脑，而这种思想则贯穿于他的行动之中。
    北辰也好，黄兴也罢，陈文强能争取便争取，不能争取便顺其自然，反正革命不是离了某个人就玩不转，更没有谁是真理的化身，是革命的代名词。
    况且，此时招聚东京同盟会成员，统合革命力量，正是一个好时机。
    机会不是陈文强创造的，而是同盟会内部门户、地域矛盾的总爆发。反对北辰最力者为章太严和陶成章，其他则多以江浙、湖湘人士为主，既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也是地域差别对北辰只注重在南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的不满。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强硬和过于自信，他对劝他向东京本部引咎严词拒绝，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时又是断绝东京同盟会的经济来援，又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还派汪精卫回东京另出《民报》，实在是火上浇油。
    说到北辰的过于自信，则是陈文强从工商经营方面所看出的大问题。一个品牌要打响，那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时间，是宣传，是打造，才能深入人心。而中华革命党算什么呢，北辰显然过分高估了自己在革命领域的德高望重，觉得自己登高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同盟会完全是靠着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如今这个规模的。
    历史上北辰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南洋同盟会各分会积极响应，统统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可是这个新名称，民众并不怎么认可。无奈何，他又重新拾起了同盟会这个壳，继续经营。
    但现在，一错而不可挽回，陈文强机敏地抓住了这个空当，中华革命党没有什么影响，东京同盟会又是人心涣散，若走民主程序，东京同盟会中倒孙力量还是占有多数的。
    这一点，黄兴看出来了，他必须做出选择。一是继续维护北辰，保住同盟会这个品牌，但分裂不可避免，实力大损也是眼见的事实；二是应东京同盟会众人之请，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北辰，由自己接任，然后再率东京同盟会与复兴会实现联合。
    不管怎么选择，在这场名为联合，实为收购的行动中，复兴会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主导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形势很严峻，不仅仅是复兴会将要采取的行动，东京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已经难以挽回。以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是其一；还有焦达峰、刘公等人正在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要与同盟会分道扬镳；谭人凤等人亦要会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组建所谓的中部同盟会，以全力推进长江流域革命运动。
    经过痛苦又矛盾的思考，黄兴终于还是不肯陷自己于不义，第二天便转告陈文强留在澳门的联络人。他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回避的策略，既不回东京召集会议讨论以代总理之职，也不阻挠东京同盟会会员的个人选择。换句话说，他就是顺其自然，不管不问了。
    当然，黄兴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是对东京同盟会的一种放纵，也是一种放弃。要知道，在同盟会中，华兴会会员成为骨干是不争的事实，而兴中会则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黄兴这个原华兴会会长不压制的话，倒孙风潮便不可收拾。
    “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愚才浅名薄，实难堪大任，亦不忍见诸同志反目成仇，决意投身沙场，以血鉴吾心。凡此皆非为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未尝依一人，亦不以某革命团体势大而转投他效，实为革命此唯一目的也……
    “此前数次起事袭击，虽有所获，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枪械三千枝，机关枪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
    “今西南革命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与清人浴血奋战，仆甚钦服。革命目的相同，宗旨亦相差无几，门户之见似可不必。今以一白身前往，欲洒热血于沙场，一酬平生之志……”
    黄兴发出的电报有些矛盾，有些令人不解，但这也正是他的心情，无奈却无力改变。既捧了北辰，却也对小打小闹的所谓起义提出了批评，既不想同盟会内部继续纷争、分裂，又撒手不管。既不是投入复兴会，却又以投身西南革命、血染沙场为酬平生之志……
    总之，黄兴的意思就是我话说到这了，你们愿意怎样随便吧，我不管了，我去真的革命去了，拿着枪上战场，虽死无憾。
    陈文强接到消息，有些遗憾，但这并不影响已经计划好的行动。向东京发出电报后，他便离开澳门，前往广州赴任。
    ……………
    政坛风云诡谲，既防不胜防，又杀人不见血。
    奕劻、袁世凯一派对瞿鸿禨、岑春煊一伙的党争终于有了结果，不出所料，奕、袁大胜，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军机大臣林绍年，当时是瞿鸿禨一派参与弹劾段芝贵，后被挤出京城）相继垮台。
    但这场政坛地震对陈文强没有什么影响，岑春煊本来就不是他的铁杆盟友，他现在的靠山是张之洞。而且，张之洞要调入朝廷中枢的风声再度兴起，连两广总督张人骏也对陈文强客客气气。
    当然，这其中也有从琼州调来的五百精兵的作用。这些兵看起来比新军还要强悍，更不要说旧式的巡防营了。
    西南动乱已经使张人骏的位置岌岌可危，如果不是岑春煊政争失败，两广总督现在已经换了人。尽管他还能继续任职，但时间肯定不会长，大家都是心里清楚得很。
    “广东盗匪，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张人骏知道陈文强此来不仅是来赴职领命的，还是来要好处的，但西南一乱，又是调兵，又是征粮，广东财政实在是拿不出什么钱来。
    “卑职的意思也是先广后肇，先南海再其他。”陈文强停顿了一下，说道：“珠江三角洲地区剿匪，当有各内河水师配合，还请大人予以调遣。”
    “这个，本部堂会知会水师提督李准，让他予以调遣配合。”张人骏眨了眨老眼，等着陈文强再提条件。
    “旧时剿匪的成效不大，多因兵、警不力，职有意汰劣择优，这花费——”陈文强欲言又止地看着张人骏。
    “陈总办哪，你也知道这西南乱党猖獗，两广深受其累呀！”张人骏咧了咧嘴，苦笑道：“这财政上实在是不敷使用，难以调拔资金啊！”
    陈文强轻轻点了点头，似乎理解张人骏的难处，但旋即又说道：“职与商绅倒是有些关系，可劝捐一些。另外，厘金局总办一职，李大人率军在外，恐怕无力管理吧？”
    张人骏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厘金局总办一职，可由你兼任，但李准的水师所需经费，你也要予以承担啊！”
    “那广东钱局提调一职呢？”陈文强狡黠地一笑，“卑职听说已经停铸了，若是度支部与英人妥协，恐怕会造成些动乱吧？”
    广东钱局的开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的洋务活动之一，目的是为了解决制钱短缺和抵制外国银元大量流人中国市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决定广东钱局直属度支部管辖，改为“度支部造币粤厂”。但广东钱局在技术上依赖英国，不仅全套设备由英国进口，而且由英方派四人为钱局工程师。铸造铜银币本属一国的主权，但英国借口广东所铸小银币太多，影响香港商务，无理要求停铸。
    张人骏眨巴着眼睛，有些明白了陈文强的意思。西南动乱，朝廷焦头烂额，生怕别的地方也不安宁。借着度支部与英人的交涉，或许可以将造币厂收回地方。
    “如何能让朝廷把铸币厂还给地方？你，你可不要搞出大乱子来要挟啊？”张人骏瞪大了眼睛。
    “大人多虑了。”陈文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只要舆论上造势，再加上大人帮腔，此事便可成。况且，停铸也无不可。这其中的关窍，大人请听我一一道来……”
    张人骏听陈文强讲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虽然不是很懂经济学，但他却知道如此施行的话，陈文强和他背后的合资银行肯定是获利丰厚。
    “总督张大人已在湖广实施一年之久，效果是明显的。”陈文强微笑着说道：“不仅粤汉铁路得以顺利修筑，商界、民间亦是欢迎。”
    “那，清乡的费用也需要你来筹集。”张人骏停顿了一下，似乎觉得还不够，又接着说道：“还有这个，花红悬赏，以及清乡委员会的开支，你也要负责大部。”
    在清末的广东文献中，清乡的提法出现很多。它的出现与晚清以来政府在基层社会控制力的衰弱有关，概括起来便是：水陆分防严密，复设各处行营为办匪机关，委用熟悉缉捕能员，分带土著营勇，同时大举，按乡清办；仍责成旧日正绅与各属商会，同负保民攻匪之责……
    清乡首先运用于匪患较为严重、盗匪相对集中的地区，其后变成一种通行的做法。1886年，全省分为三路“查办匪乡”，共正法积匪九百零六名；1889年，南海、番禺、顺德三县清乡，获匪三百七十二名；1900年，水陆提督及缉捕总局，在清远、北江一带分五路清乡，半年拿获正法者不下数百名；1902年，全省各州县同时并举；1903年至1906年，全省五路清乡，三年共获办盗匪近万名……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除了大规模的数地同时清乡外，县一级的清乡一直不断，两广总督也将清乡作为州县吏治考核的重要内容。清乡之法遂被各个时期的地方官员所沿用，成为清末广东治盗的“不二法门”。
    陈文强眨着眼睛想了想，苦笑道：“大人，卑职只能是尽力筹措了！”
    “在湖广不是干得很好吗？”张人骏哼了一声，捋着胡子说道：“连新军的编练费用都能出，怎么在两广便吝啬起来？”
    “那大人也给卑职同样的政策如何？”陈文强似笑非笑地说道：“张总督可是慷慨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