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零一年以来，孙w以及后来的同盟会便屡屡在黑龙会的协助下，在日本购买军火私运回国以资反清起义。
    在清廷交涉下，美英法等国家和清廷达成谅解，约束本国商人不得私售军械给中国非官方人士和组织。但是日本军方（参本二部）却一直暗中支持黑龙会帮助同盟会购买武器，为此清廷一直盯着日本商社的行动。所以，“二辰丸”号被查获，并不意外。
    而对于清廷的软弱无能，陈文强也有着心理准备。畏洋如虎，且无才略胆识。如果仔细对案件进行调查，利用国际法的相关有利条文，进行反驳，即便因弱国地位而不能成功，亦可以在国际上树立新形象，令其他国家有不一样的观感和印象。
    相反，清廷在外国的威吓下，一再退让，不但自招其辱，还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
    而“二辰丸”号案件，可不仅仅是查获走私船那么简单。对日本的无理要挟全部照办，除了涉及到国家颜面、民族自尊外，还留下了更大的隐患，那就是澳门的划界问题。如果“二辰丸”案件的处理结果让日本人如意，那便是变相地承认了所处海域、地区是属于澳门，所领沿海权是属于葡萄牙。
    影响是不利且长远的，陈文强和智囊分析研究，得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但他一直没有出手，只是关注，只是四下联络、暗中布置。
    等到清政府竟然全部接受日本方面的五项无理要求，九洲洋海面的清军水师军舰按日本提出的条款，在九洲洋释放日商船“二辰丸”号，并鸣炮二十一响，向“二辰丸”号致歉。消息传出，举国上下引为大耻的时候，陈文强出手了。
    粤商自治会率先发难，举行数万人大会，定当日为“国耻日”，当场烧毁日货。并决定推行维护主权，抵制日货运动。三日内，上海总商会、汉口商会、香港华商会、南洋华商总会等纷纷响应，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抵制日货运动。
    抵制运动的发起是如此迅猛，如此广泛，甚至在上海和汉口，力度更要超过初发地广州。
    首先是上海的旅沪华人公会发出号召，码头工人拒绝搬运、装载日籍船只的货物；然后是汉口、宁波，广东南海县搬运工数百人，拒绝装卸日船运来之煤，则开粤省全面抵制之先河。
    由口岸至内地，抵制运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蔓延，其中尤以沪、湘、鄂、粤最为积极而热情。
    而香港华人的表现则更为激进，报纸在报道“二辰丸事件”消息后，还发表了反日言论。于是，香港华人纷纷而起，参与到抵制日货运动中，捣毁出售货的商店，包围西环贮藏日货的仓库。 这是香港人民掀起的首次反日爱国运动。
    南洋华商总会则联络爪哇、吉隆波、河内、坤甸等分会，积极参加抵制运动，并通过报纸号召南洋华人，拒买日货，拒销日货，拒为日人服务……
    “……抵制运动正在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工商实业者的老练、成熟的武器。先是美国，然后是英国，现在轮到日本了。对抵制运动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爱国情绪的高涨，一方面也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抵制运动都挤占了被抵制国家商品在中国的市场，取而代之的不是中国工厂生产制造的，便是其他国家的……”
    “非暴力地抵制运动，显然不易为被抵制国家提供诉诸武力的借口；而这种民间自发的运动，官方的制止又作用不大。至于其他列强，会很明智地置身事外，甚至会故意在中国制造反日情绪，排挤日本势力，以收渔人之利……”
    “中国的工商实业群体正在壮大，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团结。而抵制运动似乎正迅速赢得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广泛支持。能够造成这样的声势，没有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没有周密筹划、宣传鼓动，是不可能的……”
    “抵制日货运动本来应该是广东一地，但上海和汉口却后来居上，并在湘鄂内地迅速掀起，这样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
    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的猜测，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合成制药厂、凤翔纺织制衣厂等陈文强所控制的产业，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从即日起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商业往来，产品和原料既不卖给日本，也不购买日本的任何商品。
    在抵制之初，日本也不甘示弱，日本公使林助权强迫外务部会同粤督袁树勋严禁粤商抵制日货。但抵制日货运继续扩大，日本驻京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又向清廷外务部“抗议”，还要求清廷索偿“二辰丸”案赔款二十一万元。
    等到抵制运动在国内、海外迅速蔓延，国人反日的情绪日益高涨，在广州民情愤激的情况下，日本驻广州领事照会两广总督，允撤销“二辰丸”案的赔款要求。
    但日本的稍许退让，并没有影响抵制运动的广泛和深入。不到一个月，仅广州口岸日货进口已减少近五百万元。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地方，以及香港、南洋，日本的商品输出下降总额近两千六百万元。
    而作为抵制日货运动的有力支持者、策划者、鼓动推进者，陈文强终于要结束湘鄂之行，向张之洞辞别了。
    “文强啊，凡事要适可而止，把日本人得罪死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张之洞不无担心地提醒道：“上海、汉口，再有湘鄂粤，抵制运动最是激烈。你是不是还命令铁路巡警，在铁路沿线城镇的商铺，以及携日货乘车之旅客，加收抵日厘金？还有报纸上的公告，可就把你的主谋身份都暴露了。”
    “多谢大人提醒。”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其实这抵日运动，下官早已想掀起，只是缺乏借口。现在可是日本人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借此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就算日本人知道下官积极倡导并推行，那又能怎样？他们不妥协让步，抵日运动就没有期限，哪怕只剩下我一家在抵制。何况，二辰丸案如此了结，还影响到澳门勘界，隐患极大，不可不虑啊！”
    “这些你都给本部堂讲过，本部堂也深以为然。”张之洞苦笑了一下，说道：“可事情未必要做得如此绝决，特别是你，也未必要表现得如此积极，如此抢眼嘛！”
    陈文强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大人也知道是下官联络的上海商会同仁，以及南洋华商总会，若只说不做，又如何号召众人？”
    张之洞轻轻叹了口气，说道：“算了，此事本部堂是管不了，你也不是少谋之人，本部堂相信你自有办法。你急着启程回粤，本部堂也不留你，反正诸项安排都已妥当，在湖南，怕是没人能撼动你了。”
    虽然陈文强的要求并没有被张之洞全部答应，但产业搬迁调整，再加上张之洞也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陈文强在湖南的势力算是稳固了。不仅仅是拿到了巡警道一职，还有劝业道、湘省警备军总办、湘省铁路督办、湘省厘金局总办，再加上湖广新军编练处帮办，也算是位多权重了。
    总而言之，陈文强的大部分目标得以实现，尽管张之洞在各个部门也掺杂了很多亲信，但陈文强却并不怎么担心他们的牵制和监视。
    因为张之洞的离任，固然使陈文强在湖广两省少了一个可靠的倚助，多了一个陌生的上司；但没有了张之洞坐镇，陈文强同样可以逐渐地把手下的不可靠分子清除或调离。
    而陈文强退缩湖南，既稳妥，又避免了与坐镇武昌的新总督产生直接冲突。而且，张之洞还召集了不少门人故吏，包括第八镇统制张彪，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等，与陈文强一起宴饮联欢，拉近了众人的关系，以便日后多多照应。也就是说，在湖北，在新总督的左右，也有为陈文强说话，并支持他的文官武将。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排除了个人实力的说法。张之洞所说并不过分，把住了新军大部分的粮饷筹措，控制着新军的武器弹药，手中又有巡警和名义上的警备军，陈文强在湖南的地位确实是稳固的。
    “大人苦心栽培，文强莫齿难忘。”陈文强颇有些动情地起身深深一揖，迟疑了一下，才沉声说道：“大人可能还不知道文强急于返粤的原因，实在是澳葡似有异动，文强不得不赶回去坐镇。西南暴乱，广东军队几被抽调一空，维护治安、抵御外侮就只能指望下官所统领的警察了。”
    张之洞不由一惊，盯着陈文强半晌，皱起眉头，问道：“澳葡异动，可是要动兵开战？西南暴乱尚未平息，又与洋人冲突，恐怕不是善策，你可要谨慎小心，不可孟浪行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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