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赵曦感到欣慰的是，富弼同意了朝会和议政中的武将比例，就是政事堂的其他几位，也并没有针对这一点有异议。
    这一次，赵曦安排韩琦和文彦博处理禁军安置事宜，是真没有想到会导致他俩在三级决策制上闭嘴。
    因为赵曦不可能预料到他俩会玩小心思，会搬石头砸自己脚。
    雁门之战以前，赵曦已经初步拿出了三级决策制的概要让相公们看了，那时候很多都还是概念，框架都没有成型。
    而韩琦和文彦博在放任禁军在河东路游荡之前，赵曦已经把初稿拟定。
    可是他真没想到韩琦和文彦博会把把柄送到手里来……
    朝臣可不这样认为，就是富弼也不这样认为。
    王安石本来就倾心于改变国朝现状，自然不会反对。而韩绛和吕公弼历来以官家为主。
    在政事堂里，真正有可能反对官家三级决策制中武将问题的，唯有韩琦和文彦博。
    偏偏他俩因为云应四州武将利益问题，在处理禁军上出了昏招。虽然心知肚明的过去了，可韩琦和文彦博确实是官家抬手了，否则他俩不可能联名干一个什么《论边州制衡疏》。
    这是自知理亏的表现，也就导致他俩不可能在三级决策制上去唱反调。
    朝臣中，够资历任内阁的很多……
    在富弼看法里，这一切都在官家的预料之中，就是韩绛和吕公弼也是这样认为的，估计整个朝堂有多数臣工都这样认为了。
    所以，出现了赵曦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居然没有朝臣针对朝会和参政比例之事上奏，真是奇了怪了。
    赵曦突然有点看不明白了。
    不管是朝会，还是议政，很明显，这将是国朝权利的体现，地位的体现，文臣团体居然就这样认可了？
    毕竟在三级决策制的章程中，赵曦明确了，一旦经过三级决策制而确定的国策，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变，必须遵照执行。
    “官家，如今的朝会也是文武列班，可曾见有武将在朝议时发言？”
    富弼这样解释现状。
    或许是这样吧。可三级决策制有明确的条款，不管是议政还是朝会，不论文武，都是有任期的，并且，若不能胜任职责，即便是任期内，也有可能被罢免。
    只要进入朝会和议政，就必须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和作为……之所以加这种强制性条款，赵曦就是不想让武将继续弱势，想让他们在三级决策制中充分发挥作用。
    难道文臣们看不到？这一点，武将就是为保住在国朝核心权利阶层的地位，也不会继续像当下这般，带着耳朵上朝。
    “富相，一旦三级决策制推行，与如今的朝会会有很大不同，框架中已然充分说明。”
    赵曦总觉得这事不那么简单，就是皇城司那边也没有特别是奏报。
    考虑到富弼的配合程度，他觉得需要开诚布公的谈一谈。
    “官家，其实在这一点上，老臣也很疑惑。朝会和议政的武将比没超过如今朝堂文武列班是一个原因。”
    “在老臣看来，新军、讲武堂、工坊城，自己监察衙门的执行官，都有武将职衔。很有可能臣工们会认为这些部门的武将职衔入朝会和议政不可逆转。”
    “另外就是，国朝的武勋世家，不管是开朝时的高家、使家、曹家，还是后来居上的向家、折家、种家等等，在朝会和议政中拥有席位也属于正常。”
    “还有一个可能。国朝在事实上，文武的界限并非如表面那样明显。这需要在确定具体名额时才有所表现。”
    或许这样能说的过去。就连富弼也不敢肯定。
    官家似乎认同了。
    确实，赵曦认同了。本来赵曦也不会单纯的以为国朝的文武就是全然割裂的。
    韩琦敢杀焦用，那是因为狄青这个主帅就是草根，焦用更是如此。但韩琦对于那些武勋世家的子弟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别说见了曹利会恭称太尉，就是见了向家的向鸣中，也一样客气。至于种家和折家，那怕是看不上眼，也没有当面落面子的事。
    大多数文臣，多多少少都跟武将是有勾连的。关键在是不是成了气候。
    就即便现在安置处理的这些废物禁军，不一样能在朝堂找到跟脚吗？
    想来都以为这三成的席位，是留给武勋世家和有跟脚的吧。
    然而，直到赵曦看到了朝臣集中上奏，要求尽快推动监察衙门办公时，赵曦才恍然明白：原来如此。
    真正的原因却是从这一次禁军北上安置引起的，是因为朝臣们的恐惧导致的。
    因为韩琦和文彦博放逐那些废物禁军，用强令逼迫他们北上转民。
    他俩的目的，是让这些禁军在一定范围内能有一些骚乱，不管是骚扰州城，还是阻拦轨道运输，亦或是落草为寇，都能激起赵曦对武将的防范，从而对云应四州的利益分配调整。
    只不过赵曦在第一时间杜绝了所有的空档，让新军和轨道兵严阵以待，堵上了他俩做法的漏洞。
    当时赵曦是为了避免朝臣们嚷嚷，才把皇城司拿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情报，通过内参明发了。
    也正是这一点，让朝臣害怕了。
    前朝武后的梅花内卫，侦办了多少臣工，作为朝臣几乎没人不知道。
    国朝自开朝，将武德司改为皇城司，由官家直接统领，担负着宫卫和密谍之责。
    官家自即位以来，两次利用皇城司的奏报处置朝臣，这不是好兆头。
    偏偏这两次，都让朝臣无从反驳。叛国投敌和文武勾连，都是忌讳。
    但是，作为朝臣，谁也不想时时处于监视中，更不希望以内监为主的皇城司插手朝廷事务。
    不仅仅是不希望如此，更对这样的行为担心，甚至到恐惧的地步。
    从先帝的仁慈，直接转变成今上的强势，很难适应的。
    朝臣们还是希望，属于朝臣的事，应该由朝臣解决，而不是密谍和官家。
    这时候，官家推行的监察体系就成了将密谍摈弃在朝廷之外的利器。
    因为监察章程的纲领中有一条，处置朝臣，必须经由监察官调查，并取得真凭实据后，依据监察条例，对照处置。
    虽然官家有赦免权，却没有任意加罪的权利，同时，那怕是官家，也不得推翻监察衙门查验后的定论。
    朝臣们之所以不再武将比例上纠缠的原因，是他们在担心皇城司……